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和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各国需求雪崩式下降，导致中国的外贸订单多被取消。经济全球化基于供应链相互高度依赖、一体化和快速反应运作来实现的局面因疫情而遭阻断，全球化因疫情而被“隔离”。作为全球化表现形式和结果，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反全球化、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各种思潮在世界各地抬头，对原本脆弱的世界经济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美日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的投资撤离中国的政策就是最为明显的事例。
4月9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提出一项让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回流美国的建议，要为从中国迁回美国的企业给予100%直接报销，包括厂房、设备、知识产权、基建、装修等所有费用。4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支付22亿美元支持日资企业迁出中国，其中20亿美元直接贷款用来支持企业回到日本，约2亿美元直接贷款支持企业迁去东南亚。
如何正确认识并应对美日的这一举动？
首先，疫情平稳之后，欧美各国对全球化及全球治理进行重新评估，实行更多的政策调整和发展方向上的转向将是大概率事件。而这其中回迁战略性产业、为本国创造就业机会将成为一项重点内容。投资撤离并回归本土将是欧美在全球化退潮中的必然选项。美欧政府通过资金扶持和政策落实鼓励回迁将左右欧美企业最终不得不做出与“资本趋利”原则相悖的投资决策。对此，我们必须认真评估外资撤离的规模和速度并及早进行政策应对与产业“填补”。
其次，在疫情冲击持续且短期内尚难稳定的背景下，企业外迁并非优选方案，而外迁市场的选择更非易事。企业搬迁意味着新投资。对于跨国企业而言，现金为王和减少投资将是近期的必然选择。一些跨国公司在疫情发生前准备赴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其本国加大资金投入的意向已经被蔓延的疫情无情拖延，这就使得因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需要更长的恢复周期。而中国之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无论是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还是市场内基础设施的条件与营商环境都未必有更多的优势，尤其是在疫情背景下，不少新兴国家出现了疫情、汇率、债务等多重风险，成为严重冲击政治经济稳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让投资者不得不更加谨慎。
最后，强化中国的投资优势和增强以营商环境为代表的投资吸引力才能努力实现稳外资稳外贸的目标。中国在供应链上的完整和高效，疫情稳定后迅速复工复产进一步验证了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但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中低端和缺乏核心竞争力会使得跨国企业“空间换时间”。比如中国是全球呼吸机第一生产大国，但是有创呼吸机的核心零部件主要来自美国、瑞士、德国等。因此，欧美重组产业链并非难事。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需要更多激活民营企业动力和保护市场主体法治化环境成为接下来形成投资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
提升营商环境才会增强外资对中国供应链安全性的信任度，优化投资环境就是要提升各类投资对监管政策稳定性的可预期。这就需要对内用更大力度的全面改革开放举措实实在在地为各类投资服务，对外则坚定维护WTO的权威与多边贸易体制，认真履行贸易协议，创造更多的空间来应对全球化退潮带来的冲击。资本始终需要寻找最佳投资回报，而全球化通过比较优势、规模报酬递增是资本最能有效获取最大利润的方式。因此，全球化总是一波一波的发展，不必为目前的去全球化而惊慌失措。
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化退潮现象加剧的背景下，必须同时做好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最坏打算和最强准备。正如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所强调的，“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这才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做好稳外资稳外贸工作的关键所在。